杨哲，毕业于北京人大附中第二分校初六十七届，1969年响应国家号召，前往陕西省宜川县牛家佃公社崔家寺村参与农村插队生活。1971年，他踏入延安电厂，成为一名锅炉检修工。1978年，杨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陕西理工大学，专攻电气及电子工程专业。1983年，他被分配至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测井技术研究所，投身于石油测井仪微机化的研究工作。1993年，杨哲返回北京，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专注于电力电子仪器领域。至2005年，他转至上海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，负责变电站高压电器的研发设计。如今，杨哲已步入退休生活。
作者：杨 哲
1967年，文革的第二年，我们这些中学生已经停课整整一年，日复一日地在校园中徘徊，无所事事。然而，老师们并未随波逐流，其中一些老师慷慨解囊，带领我们学生前往天文馆参观，以此拓宽我们的科学视野，不让时光虚度。到了九月，海淀区组织各中学师生前往京东密云县进行支农活动，这无疑是一次积极向上的实践。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
北京蓝靛厂中学的我们，被派遣至密云县大城子公社开展劳动。在这次分配中，我有幸与十位同仁一同前往聂家峪大队。其中，四位老师分别是叶永康、于建文、李成林和李锡林，而同学们则是张柯、杨哲、商俊雨、贾国佳、刘炳军和沈铁鑫。
我们均为男性，生活简朴，所居之处便在大队书记的院落之中。这位书记年届中年，未婚，其境遇颇似小说《》中的角色。艳阳天在这部作品中，萧长春式的角色对我们关照备至，他并未将我们师生视为简单的劳动力，而是将我们的社会实践视为一次深入了解农村生活的宝贵机会。
这个村落坐落于山谷之中，可耕之地稀少，村民便在山坡上栽种果树，因地制宜，亦能收获经济效益。我们从事的工作是采摘梨果，此地以红肖梨闻名，还有栗子树。我们将采摘的梨果装载于驴背之上，由毛驴驮送回村。在劳作间隙，领着我们劳作的农民指向对面的山头，提及那座山洞中居住着一位农民。自五十年代起，他拒绝加入合作社，坚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，选择远离村落，独自居住。如今，他过着类似野人的生活。听闻此事，我感到十分惊讶，解放至今已有多年，竟还有这样的人存在。
此处的山峦虽不甚巍峨，却蜿蜒连绵，构成了燕山山脉的一部分，横亘于大城子公社境内。墙子路这段明长城，传闻其坍塌情况严重，游客罕至，因而被誉为“野长城”。密云地区历史悠久，在秦朝时期，此地名为渔阳。正是由于陈胜吴广起义的起因之一，就是因一群刑徒被派遣至渔阳戍守长城，途中遭遇雨阻，延误了行程，这才引发了震惊后世的大泽乡起义。
于9月中旬，我们踏上这片土地进行劳作，不久中秋佳节便翩然而至。老师们提议，于月夜之际，一同前往村旁一座山丘之上，共赏皎洁明月。此提议得到了众人的热烈响应。那晚，一轮明月缓缓升起，光华璀璨，宛如白昼。我们沿着蜿蜒小路攀登，山丘约高五百米，其上地势平坦，被群山环绕。两位老师诗情澎湃，即兴吟诗。总务科长李成林老师率先吟出上联：“银辉洒地谷愈幽”，语文老师于建文随即对出下联：“艳阳映天霞渐红”。这对联对仗工整，展现了老师们深厚的文学功底。
众人围坐于山丘之畔，交谈笑语。我目送皎洁月光映照下的连绵群山，心中既无畅快之感，亦无哀愁之情，唯有对未来的无限遐想，而对于我们中学生的未来走向，并未多加思索。我们在山巅之上逗留了逾两小时，终是带着欢愉之情，缓缓下山，返回了村庄。
随着红卫兵的涌现，红五类与黑五类界限日益清晰。他们在校园内占领了档案室，揭开教师们家庭的隐秘，一夜之间，原本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教师们，瞬间沦为牛鬼蛇神，被迫在操场上辛勤拔草，任由烈日灼烤。
与我们同住的李锡林老师，一位年轻的柬埔寨华侨，年约二十余岁。尽管他并无任何政治问题，但在那些极左的学生眼中，他身为华侨便被疑有通敌之嫌。因此，他显得颇为低调，似乎总是低垂着头，小心翼翼地生活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被一位相当严厉的学生安排在离灶台最近的炕边就寝，那处地方最为温暖，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折磨。
夜半时分，那位出色的同学起身上厕所，却惊觉李锡林老师的床位空空如也，于是他大声呼喊：“李锡林跑了！”众人被惊扰，似乎察觉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此刻，屋地响起一个声音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原来是李锡林老师忍受不了热炕的烘烤，作为一名习惯了亚热带竹床的居住者，他难以承受北方的热炕烫烤，更何况当时才九月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将铺盖卷移至地面。目睹此景，我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心生怜悯。在那个文革极左和动乱的年代，文明之光似乎被无情地践踏。
在那星光璀璨的夜晚，我们师生与社员们欢聚一堂，共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会。院落中，马灯摇曳，映照着一片温馨。那时，我们村还未通电，大家便围坐在一起，享受着这份淳朴的欢乐。邻村的几位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演出队伍，为这个夜晚增添了更多色彩。我们师生依次献上了精彩的节目。
首先，大家齐声合唱，歌声悠扬，回荡在夜空中。随后，叶永康老师精心编排的快板书登场，生动地展现了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，由沈铁鑫同学担纲主演。紧接着，李锡林老师以诗朗诵的形式，用散体诗描绘了山村秋收的丰收景象，令人陶醉。
当一位女生独唱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》时，我以笛声为其伴奏。然而，她却因紧张而怯场，即便我吹响前奏，她仍未能开口。眼看着节目即将陷入僵局，我焦急万分。在急中生智之下，我握紧拳头在她面前晃动，以此激励她勇敢面对。她似乎领会了这一暗示，终于鼓起勇气，歌声再次响起。尽管节目过程中出现了小小的波折，但社员们还是给予了鼓励的掌声。
在乡野间，我们常受邀共进派饭，深受乡亲们款待的热情。其中，一种名为水饭的棒渣粥，给我们的印象尤为深刻，其美味令人难忘。农民们会在头天夜晚将玉米粒浸泡在水中，次日则用碾子将玉米粒碾碎，剥去外皮，磨成细小的颗粒，最终熬制出黄豆般大小的棒渣粥。这便是当时农民的主食。他们还自制豆腐。相较之下，京东的农民生活似乎比陕北农村更为富足。此地距离北京逾百里，村民们说话已带有唐山口音。那时村里尚未通电，文革时期的高音喇叭喧嚣也未曾在此地响起。农民们遵循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古老生活方式。
经过12天的辛勤劳作，我们乘坐火车重返位于海淀区的校园。次年下半年，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而来，同学们纷纷告别校园，踏上前往边疆农村的征途。回想起我在京东的短暂支农经历和陕北插队的艰苦岁月，相较之下，那次密云之行不过是短暂而愉快的旅行罢了。
六郎庄变迁
作者：杨 哲
多年以来，我对家乡的田野充满了无尽的怀念。近年来，虽身处南方异地他乡工作，却意外地在四周的环境中感受到了家乡田野的韵味。稻田环绕，那熟悉的蛙鸣声，不禁唤起了我对儿时时光的深切回忆……
儿时的家乡
我家位于北京西郊的六郎庄，村子东与海淀镇相邻，西望昆明湖，四周曾是一片广阔的稻田。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，源自昆明湖，蜿蜒流过村中。这里曾是“京西稻”的知名产区之一。在我上小学的岁月里，放学后，我常背着书包漫步在河边的田埂上，观赏空中飞舞的蜻蜓、河中畅游的鱼儿，聆听田间蛙鸣，嗅闻稻花与野草的芬芳。
每当夏日黄昏降临，我便会驻足于河边的小石桥之上，远眺西山的落日余晖。眼前是一片翠绿的稻田，稻田尽头绵延着长河大堤，而远方的玉泉山宝塔则静默地矗立，再往远处望去，淡蓝色的西山轮廓，宛如一幅绝美的画卷。而到了冬日，这里便可见到《燕京八景》之一的“西山晴雪”，景色别有一番风味。
我的表姐在追忆往昔，提及她儿时居住的六郎庄时，如此描绘：她五岁时便离开了那片土地，尽管当时年纪尚幼，逗留的时间不长，然而某些画面，依旧模糊地留在记忆深处。六郎庄那迷人的风光，宛如诗篇中的美景，蜿蜒的长河将水流汇聚至小石桥处，波光粼粼，清澈见底，那是村中妇女洗衣物的必经之地。夏日里，稻花的香气弥漫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池塘边，青蛙此起彼伏地鸣叫，池塘中盛开着一朵朵娇艳的莲花，以及挺拔的莲蓬。碧绿的荷叶下，隐藏着等待采摘的嫩藕和泥鳅，这些都是村民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而到了秋天，丰收的欢声笑语在六郎庄回荡，村民们载歌载舞，庆祝着丰收的喜悦。五虎棍这，乃是一代代传承至今的民间艺术，如今已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金黄的稻谷在脱粒机上翩翩起舞，堆积如山，堆叠成垛。冬日的河沿，水面凝结成冰，孩童们在此滑冰、戳冰船，欢声笑语在冰面上回荡。六郎庄，是我心中钟爱的所在。
家乡的历史由来
国内知名工笔花鸟画大师田世光，原籍六郎庄。自20世纪40年代起，田世光便在国画领域享有盛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不仅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还兼任中央文史馆馆员，得以亲近国家文史档案。基于此，他对故乡六郎庄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证。
① 沈榜所著的《宛署杂记》记载：县之西北方，有一处名为北海店的村庄，其邻近区域称作牛栏庄。牛栏庄内仅有八户人家，居民以饲养牛群与种植稻谷为生计。此乃六郎庄的原始形态，历经五百载的风雨沧桑，北海店蜕变为海淀，牛栏庄亦演变成了今日的六郎庄。
② 六郎庄之名最早在文字记载中亮相，可追溯至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。在内务府总管赫奕呈递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中，提及了六郎庄的信息。真武庙六间配殿，八间僧侣居所，共计耗银一千四百三十五两二钱，于六郎庄建造园户住所三十间，耗银一千两。
画家田世光与书法家邱同孚。田世光的中青年时期，以《竹枝伯劳》《幽谷红妆》等精湛的工笔花鸟画作为其代表作。自明清时期起，文人的写意花鸟画成为主流，工笔花鸟画则遭受了冲击，几近失传。田世光秉承宋元时期的工笔重彩、双钩画法，赢得了画界前辈的高度赞誉与激励。
“东坡诗意，悲鸿、世光合作于1943-1950年。”其中，悲鸿大师于1943年先绘竹，而田世光则于1950年补绘桃花，形成了这幅别具一格的佳作。
“世光贤弟惠览，自别离三十余载，吾弟艺术造诣日深，而吾己步入暮年，八十五岁之老爰。”据悉，田世光先生在收到这幅画集时，张大千先生已经驾鹤仙游了。
“晴天是人们骑自行车，雨天则成了自行车骑人。”
村中资深书法家邱同孚，昔日在当铺中磨练技艺，其毛笔书法造诣深厚，珠算技艺亦颇精湛。在解放前夕，他在琉璃厂有幸遇见了清朝末科状元刘春霖，遂拜其为师，潜心学习书法。每逢新春佳节，邱同孚便会为乡邻挥毫泼墨，书写春联。他所书春联，内容丰富，寓意吉祥。
万象更新迎新春，
一声爆竹辞旧岁。
横批：
大地回春。
他的书法以欧体为根基，融入赵体的韵味，自创一格，引得年轻后辈驻足研习。他所绘制的扇面，蝇头小楷，字迹如珠玑般精致，实为值得收藏的艺术佳品。解放后，他在六郎庄大队担任会计，步入暮年则负责收取电费。他秉持清廉之风，两袖清风，虽家庭收入有限，生活却精打细算。那已是六十年代，他却依然穿着四十年代的旧式羊皮长袍，内衬老羊皮，外套黑布，手持拐杖，宛若古董一般，与时代格格不入。然而，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，生活简朴，乐于教诲他人，因此仍旧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
六郎庄的名称源于“牛栏庄”至“牛郎庄”，最终演变为“六郎庄”。这一地名首次出现在张之洞的日记中。在清朝末年，慈禧太后常驻颐和园，荣禄与张之洞两位重臣为便于觐见西太后，便在颐和园东墙外的六郎庄购置土地并建造宅邸。至今，村中仍保留着“张中堂胡同”和“荣中堂胡同”的名称，而当年的乡间别苑已不复存在，但其地基仍依稀可寻。此外，“柳浪庄”亦是六郎庄的别称。相传，慈禧太后常乘小火轮沿长河前往颐和园，在南如意门前下船，登陆东岸后放眼望去，河西岸是一片菜地，解放后成为知名的四季青人民公社；河东岸则是一片翠绿的稻田，稻田中央坐落着一座村落，名为“六郎庄”。因“郎”与“狼”谐音，加之慈禧太后属羊，此举引起了她的不悦。此时，旁边的大臣立刻巧妙地化解了尴尬，称此地为“柳浪庄”，因此处柳树成荫。这一谐音巧妙且富有诗意，彰显了那位大臣的才智与机敏。自此，村子便有了“柳浪庄”这一别称，并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。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柳浪庄这一别称深得当地乡政府及有识之士的青睐，因而催生了将柳浪庄与南邻的巴沟村、东南方向的万泉庄整合，进而形成“万柳绿化工程”这一概念的设想，简称万柳，这也是万柳地区名称的由来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，地铁10号线顺利开通，万柳地区作为起点站，起初规划命名为万柳站，然而最终决定命名为巴沟站，此举旨在保留些许老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北京奥运会的历史篇章已经圆满落幕，给世人留下了难忘的珍贵记忆。
六郎庄教师（1963）
在本次奥运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中，便有一位来自六郎庄小学1954届的杰出校友，他就是体育场馆智能化领域的首席专家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——舒适良。他的启蒙老师是张澜，而当时的校长则是那增林。回溯至解放初期，舒适良无疑是在六郎庄小学众多毕业生中的一位佼佼者。
六十余载岁月流转，六郎庄小学在历任校长的引领下，一代又一代教师辛勤耕耘，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。首任校长那增林，身为满族人士，而第二任校长沈如璧，则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女性教育家。沈校长当年将六郎庄中心小学打造得有声有色，她的卓越教育成就令人敬仰。第三任女校长李健，山西人氏，曾是肩负重任的转业军人。在我就读小学的时光里，我有幸见证了沈、李两位校长的卓越领导。
相较于解放之后，在旧时，村里的大多数居民均为文盲，迷信之风盛行。尽管村中贫困，却拥有众多庙宇，诸如真武庙、关帝庙、南庙以及红庙等。特别是在村东与海淀交界处的万泉河西岸，坐落着一座关帝庙，因其围墙漆以红色，故而被村民亲切地称作“红庙”。
解放之后，在六郎庄大队的指引下，村干部率领社员们将庙前的空地挖掘成了一片长方形池塘，引入了万泉河的清流，从而将此地改造成了六郎庄大队的养鸭基地。该基地饲养的北京填鸭，历来是京城烤鸭店不可或缺的优质货源。然而，进入60年代初期，万泉河上游建起了“三星”铅笔厂，工业废水的大量排放使得原本清澈碧绿的河水遭受污染，六郎庄鸭场的鸭子品质受损，最终不得不关闭。直至80年代，这里已绿树成荫，成为了海淀公园的一部分。
关帝庙、养鸭场，再到海淀公园，这三个各具特色的景观，如同时间的切片，共同见证了六郎庄两百载的沧桑巨变。它们不仅是六郎庄人民从贫困走向富裕、从愚昧迈向文明的生动写照，更是一段段历史的鲜活见证。
六郎庄民兵1965
改村名
在20世纪60年代的开端，我国遭遇了长达三年的自然灾害。岁月流转，几载光景后，我步入了中学的校园，而国家经济也在逐步恢复之中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“文革”的浪潮席卷而来，我们的村子也出现了造反的团体。他们力图打破所谓的“四旧”，而他们认为六郎村的名字与杨六郎的历史人物相关，因此也被视为“四旧”之一，亟需更改。在那个时代，“红”字象征着最激进的革命精神，“军”字则流行于世。于是，有人灵机一动，提议将村名改为一个充满革命气息的新名字——红军村。
我从村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造反派播放的这个消息后，心里若有所失，这个新村名和中国工农红军八竿子也搭不上，村里大部分人不认可，昙花一现，很快被人们遗忘了。光阴荏苒，六郎庄自解放60多年以来，经历了土改、生产队、文革动乱直至迎来改革开放，村民生活逐渐步入小康。
至2001年，为保障京城居民的饮水安全，京郊的稻田全面停止种植。数年后，村东的稻田被西四环分割出一角，变成了高速公路与绿化带；而村西的稻田则被填土成丘，演变为高尔夫球场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村民的生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众多家庭纷纷建起了三至四层的小楼。往日宁静的村庄逐渐变得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。初步统计，外来流动人口已接近四万。该地位于城乡结合部，房租低廉，成为打工族的首选居住地。
一位网友如此描述道：对于在中关村IT行业奋斗的众多灰领而言，六郎庄的名声几乎可与“海龙”、“鼎好”（电子大厦）相媲美，因为那里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港湾。众多年轻的才子们亦对此地情有独钟，他们或许以为这里仅仅是依靠出租房屋、赚取微薄收入的农民聚居地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六郎庄每年都孕育出众多杰出人才。这些人中，大多数投身于社会建设，有的成为了乡村干部或农民企业家，而另一些佼佼者则远赴海外，定居他乡。
六郎庄稻田，1980年。
拆迁的机遇
岁月流转，世事变迁，迈入2010年，六郎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。随着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旧村改造项目的启动，六郎庄荣幸地被列入了50个待改造的村落名单之中。全村将整体搬迁至北五环外的东北旺乡后营北村，并在那里建设一个崭新的住宅区——柳浪家园。尽管村中部分居民对离别故土心生不舍，但大多数村民顺应时代发展，服从整体规划。其中一位姑娘更是走遍村中每个角落，留下了珍贵的影像，通过网络分享，作为永恒的纪念。2013年10月，六郎庄的村民们陆续搬入新居，这里是一排庄重典雅、色调棕红的十层小高层建筑，崭新的生活篇章从此开启。
六郎庄的旧地，将融入一片翠绿的绿化带之中。传闻未来将重现这座古村落的风貌，使之成为颐和园周边的田园风光胜地。在西村，除了计划开辟稻田、荷花塘、小桥流水以及部分农舍，还将复制张之洞与荣禄当年在六郎庄的乡间别墅，并保留画家田世光的故居。真武庙也将纳入重建规划之中。而在南村，一座六郎庄酒店将拔地而起，成为海淀科学会馆的休闲配套服务设施。
村里坐落着一座被列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烈士墓。该墓见证了1948年北京和平解放前夜，四野7支队在五塔寺激战牺牲的48位英勇烈士。村民们怀着深切哀悼，用马车将烈士的遗体运回免息配资公司，安葬于六郎庄后山。1966年，在村委会的带领下，村民共同建立了这座革命烈士墓，并树立了纪念碑，镌刻碑文以铭记这一壮烈的历史时刻。未来，游客们莅临此地，不仅能沐浴在美丽的田园风光之中，更能从中汲取革命精神的滋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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